由十月革命而引出的断想
写在布尔什维克窃国之百年
其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
西元四九，华夏中一群曾在同一个锅里觅食的一母之子经过三两年有你无我的撕咬后，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十月，新主登基，天下归一。
十二月，出远门，走亲戚，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跟着一驮又一驮水灵灵的胶东白菜大萝卜[1]。就在此之前四月扬子江的桃花汛中还信誓旦旦为穷追败寇而决不钓誉沽名的新主，不出八个月便亦步亦趋地学起西楚霸王而锦衣日行。由此可见，新主不拘一格博取众长之功力实是了得。与之逐鹿中原争天下，那位“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蒋总裁兵败山倒倒也当属意料之中。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面对一个满怀深情又带着厚礼来拜码头的后生，十月革命故乡里的北极熊们自然会有一番说得过去的款待。更为要紧的是，新主旧日屈为燕王时，老大哥还曾经有意无意地怠慢过人家呢。按照江湖上的道道，这笔人情债今儿说啥也得连本带息一块还上，要不日后简直没法做人了。说时迟那时快，新主刚一进门还没有来得及落座坐好，克里姆林宫里那个留着一撮漂亮小胡子的大当家便一跺脚就朝门外的喽啰马弁大声地吩咐道：来人呐！鱼子酱，端上！伏特加，满上！今儿哥几个谁也不许掖着藏着，能喝八两的喝一斤，一醉同消万古愁！
乐莫乐兮新相知，一番你我难分的推杯换盏后自然还有罗宋国的国粹伺候。酒足饭饱的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莫斯科大剧院，宾主一落座，厚重的天鹅绒幕布便徐徐拉开。在悦耳的管弦齐鸣下，一台新版的现代芭蕾舞剧开演了。
那天晚上演的剧目叫《红罂粟》[2]，背景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港。剧中的红脸乃执掌苏俄远洋货轮“胜利号”那位年轻又英俊的船长。乘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东风，小帅哥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身体力行地拯救那些被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把头残酷压迫的码头苦力。帅哥心怀苍生的慈悲情怀让舞女桃花姑娘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一来二往，美丽多情的桃花便以红罂粟作为信物而许心于斯。此情此景，封建把头妒火中烧，勾结列强合伙谋害帅哥。关键时刻美人挺身相救，壮烈牺牲。故事的结尾自然逃不脱邪不压正的俗套，只见苦命的众苦力在苏俄帅哥船长的带领下，团结一致把列强和封建把头打了个落花流水。在《国际歌》那回肠荡气的旋律中，浸透了桃花姑娘鲜血的红罂粟盛开在舞台上，象征着正义的苏维埃革命在神州大地取得全面性的胜利。
罂粟者，鸦片也，清朝末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直接起因之一[3]，由之成了华夏多少士人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光一个剧名，《红罂粟》就足以使国人联想起那个曾经让神州饱受凌辱多时的毒品。由此不难想见，当年这场演出自然只能以老大哥盛情待客之后还得向客人赔礼道歉而尴尬地收场，宾主双方是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好在那天晚上各自的大佬都不约而同地早早洗洗睡了，否则这个场面可真还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收拾才好。[4]
当时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是，西元四九岁末这场在两国交往史中由于苏俄各界在毫不经意中而炮制出炉的“红罂粟开遍神州大地”，竟一语成谶地预兆了中国近代史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在那火红的“头三十年探索”里，舶来罂粟的又一次横行泛滥让故国见证了土改的血腥，反右的无耻，三面红旗下的饿殍遍野，文化大革命的惨烈疯狂。到了最后，当年踌躇满志的河山新主也落得在一派无垠的天怒人怨中郁郁而终，为害九州多时的红罂粟总算是走到了自己盛极之后的尽头。
一枕黄粱三十载，一觉醒来后方才弄明白，原来一百年前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从赤俄传入中国的，说破了，不过就是几株色相诱人且又善于在贫瘠土地上繁殖疯长的红罂粟罢了……
似火的罂粟也罢，如墨的鸦片也好，愿炎黄子孙生生世世都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待续）
脚注：
[1] 据大陆官媒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于西元二三年十月十一日播出的《国礼·友好往来》，作为首次出国访问的国礼，我们的太祖一口气就为吾朝的金主爸爸斯大林同志准备了五千斤的山东大白菜、五千斤的山东大萝卜和五千斤的山东大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他看来，这位身处罗刹的大胡子，或许也和陕北出来的李自成一样，全都是恨不得天天都要吃饺子的土老冒。https://tv.cctv.com/2023/10/11/VIDEPbIvYj0OpidpQvS255ey231011.shtml
[2] 《红罂粟》，苏联首部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线的芭蕾舞剧。该剧在近百年前的西元二七首排后又相继推出过四个略有不同的版本，查得到的最近一次演出乃发生在西元一五之六月。https://zh.wikipedia.org/zh-cn/红罂粟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Red_Poppy
[3] 近年间，坊间也有一种思潮认为鸦片本身并非清庭在其末年被迫丧权辱国的主要动因。
[4] 出席观看《红罂粟》的吾朝大员乃身兼太祖政治秘书的中共中央委员陈伯达。据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和接待太祖访苏译员的费德林回忆，陈伯达当场就对剧中人物形象提出过批评并一度想中途退场，观看后也对剧名《红罂粟》提出了意见。详情可见由武原编撰的《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续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版中之176至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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