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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

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高宗武（1905年—1994年），中华民国重要外交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為中日戰爭時蔣介石對日交涉的重要心腹和關鍵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曾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擔任汪精衛的外交部副部長。后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
高宗武像
个人资料
性别男
出生1905年 (1905)
 大清浙江省樂清縣
逝世1994年（88—89歲）
 美国華盛頓特區
国籍 中華民國
 美国
配偶沈惟瑜
职业外交官
经历
      • 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
      • 外交部亞洲司司長
      • 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参事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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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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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生於1905年浙江樂清，1928年，入九州帝国大学法學部學習政治學，又於1931年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肄業。1932年，回國後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授政治學，兼中央日報特約記者。1923年春，赴日、朝旅行觀察，9月，任中日通郵談判委員，受汪精衛任命為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長，再升任司長。1924年11月，汪精衛遇刺後，張群繼任外交部長，高宗武更受重用。

高宗武對於抗日戰爭的前景并不樂觀，主張和平運動，是低調俱樂部的成員之一。[1][2]在該政治團體中，與周佛海等人并列為主要成員。[2][3]高宗武精通日語，于汪精衛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曾充當他的日語翻譯。[4]

中日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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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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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開戰前期，高宗武在中日談判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至淞滬會戰，多次与國民黨領袖汪精衛、蔣介石進行會談。

高宗武認爲，中國不可能獨自贏得戰爭，所以必須和日本展開接觸談判。

此番言論得到汪、蔣二人的認可。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久后，高宗武辞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一職，前往香港。表面上聲稱是為掌調戰爭情報，实际上是在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官員的授意下，与日方主和派官員持續接觸。[5][6]

1937年底，高宗武因肺結核復發于内地修养一段時日，期間由其在外交部的一名友人继续他的工作。此人成功在1938年1月上海与松冈洋右的門生，日本商人西義章会面。

1938年2月15日，此人通过西義章的关系访问日本东京，与日本軍政界主張對華戰爭不擴大派成员交谈。主要交談對象为陆军总参谋部战略科影佐禎昭（日语：影佐禎昭）大佐和陸軍副总参谋长多田駿。[7]此人通過代信向國民政府陳述日本軍部想法为“表示希望與中國談判”。

1938年3月5日，此人返回香港與高宗武碰面，并前往内地將報告提交給周佛海，由後者將日方信件交予蔣介石。[6]

1938年4月16日，高宗武返回香港，與西義章見面，轉告蒋介石对影佐禎昭來信的积极反应，並提出中方期望的談判架構與要求。要求日方需做到先承認中國主權，对于滿洲國與内蒙問題则希望延後談判。

1938年4月19日，西義章會見軍部，詢問是否允許高宗武直接前往日本東京會談。此時影佐禎昭態度突然轉變，表示目前不會與中國進行和談。西義章隨後返回香港，並向高宗武轉告了軍部一些“含糊不清的保證”。

蔣中正在得知后勃然大怒，命令高宗武停止與日本的接觸。[8]

汪精衛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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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高宗武与在日本九州大學留學時结识的松本教授見面。松本鼓勵高宗武在未得蔣介石許可的前提下，獨自一人前往日本執行外交任務。周佛海对此方案表示支持，並聲稱會對此次行動負責。[9]

高宗武在日本进行了三周的活动，會見了日本戰時首相近衛文麿顧問犬养健等人。[10]

1939年7月中旬，高宗武返回上海后將結果呈交周佛海。結核病復發后再次休養。周佛海、汪精衛隨後將談判結果告知蔣介石，再次遭到了蔣介石的駁斥。

1938年秋，高宗武結核病有所好轉，安排低調俱樂部會友——梅思平與松本教授聯係，松本將高的意圖轉告日本軍部。梅思平由此得知日方談判要求已變得相對寬鬆。

1938年11月3日，近衛文麿發表著名的第二次近衛聲明。该聲明聲稱，大日本帝國未對他國領土有任何覬覦之心，中日兩國理應聯合大東亞各國人民，重組“東亞新秩序”以反對西方帝國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威脅。[11]该声明進一步鼓舞了中方内部的主和派官員。

汪精衛的叛逃后，高宗武、周佛海，梅斯平赴上海與日方展開和談。高宗武團隊與日本代表討論了合約中的五個基本問題：

  1. 中國承認滿洲國獨立
  2. 對日賠款
  3. 日本在華經濟特權
  4. 日本治外法权
  5. 日本軍全面撤出中國

谈判结果

  1. 中國是否需承認滿洲國起初雙方各持一詞，最後還是決定承認滿洲國獨立。
  2. 中方拒絕赔付任何战争赔款。
  3. 同意日本開采華北自然資源，中方给与日方貿易最惠國待遇。
  4. 日方承諾會加强審查日本人其域外特權。
  5. 日本同意在平津地区部署出一支中日聯合反蘇部隊，並承諾兩年内于中國全面撤軍。[12][13]

兩個代表團針對汪精衛的叛逃達成了一致，認爲應幫助其籌組合作政府以分化敵對蔣介石政府的中國的影響力。

据高宗武後來所説，時任法國駐華大使亨利·科斯梅的言論影響了汪精衛的叛逃；科斯梅認爲，隨著日本實力逐漸增强，中國贏得這場戰爭的幾率微乎其微，因此必須與日本達成和議。[4]

高宗武并不知道上海協議实际上并未受到日本政府的監督，下級軍官的決定。日本高層最終拒絕履行上海協議。[14][15]大約在第三次近衛聲明后，近衛因總參謀部的壓力，承認协议无效，并在之後下野，由平沼骐一郎擔任政府首相，后者對汪籌組政府的意圖持觀望態度。

在汪精衛宣佈籌組合作政府之後，對華作戰持續派的高級軍官制定了更嚴厲的政策，同时因高宗武在上海會議中不退讓的态度開始有所不滿。高宗武本人此时也認爲汪精衛極有可能會成爲日本人的傀儡。[16]

1939年5月、6月，汪精衛前往日本東京同高、周二人會和。日本軍部則在這次行程中，試圖盡可能地分開高汪兩人，高宗武甚至差點被日本軍官毒害，這一事件使高開始對日本不具好感。[17]

高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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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中期，日蘇邊境衝突結束后，汪精衛和平主義運動取得进展。日本的盟友德国与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亲軍部的平沼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是阿部信行政府。阿部承諾全面支持汪精衛籌組政府。1939年11月和12月，汪精衛与日本当局談判了有別於上海會議中所承諾的條款，取而代之的是由日本軍部主導並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就在那時，高宗武對日本感到絕望，並開始密謀出逃。[18]

1940年元旦，高宗武和他的同伙陶希聖在上海青幫龍頭杜月笙的協助下出逃，後者也聯絡了蔣中正使其得知高即將歸國的消息，蔣后安排軍統局頭目戴笠參與幫助高宗武出逃的行動。高宗武將汪日密約的中文副本取走一份，[1][1]並于1月5日抵达香港，在次日于大公報公佈汪日密約細節，譴責日本對中國的肢解企圖，並呼籲汪精衛重新思考與日本合作的必要性。上述即是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在打擊汪精衛聲望的同時，也使当时重庆国府内部的一些和平主义者对日本绝望。[19][20]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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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兩人的“義舉”也受蔣中正的認可，取消了對他們的漢奸通緝。即使在抗日戰爭結束后，高宗武因在汪政權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差遣，曾一度將其推上“漢奸罪審判”的风口浪尖；《伪廷幽影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等反汪書籍中，高宗武的名字頻率甚至超過了周佛海、陳公博等高官。但仍被國民政府赦免，不對其行爲作任何審判。最終高宗武移民美國，化名高其昌[21]，靠炒股度過餘生。[22][23]在其死後，所著回憶錄出版，成爲研究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重要材料。[23][2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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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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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Boyle 1972，第170-171頁.
  2. ^ 2.0 2.1 Mitter 2013，第203頁.
  3. ^ Boyle 1972，第167頁.
  4. ^ 4.0 4.1 Mitter 2013，第207頁.
  5. ^ Boyle 2013，第172-173頁.
  6. ^ 6.0 6.1 Mitter 2013，第204頁.
  7. ^ Boyle 2013，第174-175頁.
  8. ^ Boyle 2013，第180-182頁.
  9. ^ Boyle 1972，第180-182頁.
  10. ^ Boyle 1972，第183頁.
  11. ^ Boyle 1972，第191-193頁.
  12. ^ Boyle 1972，第194-199頁.
  13. ^ Mitter 2013，第206頁.
  14. ^ Boyle 1972，第203-205頁.
  15. ^ Mitter 2013，第170-171頁.
  16. ^ Boyle 1972，第232-235頁.
  17. ^ Boyle 1972，第241-249頁.
  18. ^ Boyle 1972，第261-276頁.
  19. ^ Mitter 2013，第218頁.
  20. ^ 20.0 20.1 Boyle 1972，第277-280頁.
  21. ^ 肖伊绯. 高宗武思乡求县志. 中華讀書報. 2014-06-25 [2022-07-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09）. 
  22. ^ 夏侯 2008，第前言頁.
  23. ^ 23.0 23.1 Mitter 2013，第380頁.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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